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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为主的中国式管理,讲求人的密切配合。人人都有自主的欲望,也都十分喜欢自动。因此中国式管理。上司的规定,只是品质管制的范围,部属应该在上司规定的范围内,发挥自主的精神,采取自动的态度,自行衡情论理,用心地把事做到合理的地步。严格说起来,合理不合理,不过是一种理想性的假定。因为理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矛盾性,天底下很少不含矛盾的事物,有阴也有阳,才合乎阴阳之道。矛盾性的发展,在尚未表面化之前,不容易看得清楚,也不容易想得明白。一旦表面化,有时候已经相当僵化,不容易加以化解。所谓见仁见智,也可能是有些人看出矛盾的潜在性,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来;有些人看出阴的部分,有些人却只看到阳的部分,因而争执不休,各有各的见地。最麻烦的,往往是愈知道得不多的人,愈固执自己的意见,以致自以为是,而认为自己择善固执。北京市长蔡奇:通州要强化“北京两翼”意识有什么正规的网赌软件中国式管理的组织形态,自古以来,就是呈现树状的有机系统。我们从“干部”着手研究,为什么叫做“干”部?因为他们有如树干,正好担当树干的部位。老板是树头,所以称为头家,常常隐而不现,或者半隐半现,好像树的根部那样。

有“组织”,便应该“分工”。分工事实上是一种“分”,把每一个人的本分工作,详实而明确地列举出来。这种“数量”上的分工,经常出现“许多三不管地带”,难以达到“合作”的整体性。于是在列举各条本分工作之后,加上一条“其他”,作为“性质”上的分工,使大家在心理上有充分的准备,任何三不管地带,都是人人有责的其他范围,必须机动调补,以维护“和合为一”的整体性。中国式管理,应用易经的道理,充分掌握“阴中有阳,阳中有阴”的自然规律,来合理因应“同中有异,异中有同”的人事现象,对于世界大同的远景最为合适。如果从这个观点来评估“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”,应该相当有根据,而且也十分符合人类的福祉。甲乙两单位,彼此合作多年,虽然有些争执,却每次都能够圆满解决。后来忽然想起必须签订契约,才够现代化。于是多次会商,竟然引起“没有契约,大家各凭良心,有事好商量;如今要签订契约,一切往最坏处着想,以确保自身的安全,而且有了契约之后,依法处置,也无法凭良心了”的话题,充分凸显中国人“理大于法”的精神。一切求合理,有法无法都一样。这种“人治大于法治”的做法,迄今仍然是“合理追求圆满”的主要依据。一般民众,依附在各种势力之间,以西瓜偎大边的方式,找到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靠山,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中国社会,以家庭为中心,各种势力牵来扯去,自然获得制衡的功效。用不着公开的制衡,弄得十分难看。

老板可以自己充当决策者,也可以委由他人来代为决策。刘备请到孔明以后,自己认为如鱼得水,把一切决策权,都委之于他。曹操就不一样,他自己决定,从不假手他人。他所信任的人,如郭嘉、程昱,不过充当可靠的助手,从来没有决策权。以中国管理哲学,来妥善运用现代管理科学,就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中国式管理,目的只有一个,在于用得有效。修己安人看起来是伦理,同时也是管理。中国式管理的整个历程,充满了“伦理道德”的精神,以“彼此彼此”为原则,拿“圆满、圆融、圆通”作标准,各人立于不败之地,发挥推己及人的力量,分中有合,而又合中有分,谋求安居乐业,互敬、互惠,各得其安。孔子教导大家“三十而立”,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太早确立原则,以免在弄不清楚道理的真相之前,便把原则确立下来,害人害己。一个人15岁时,能够立志向学,抱定“学则不固”(学习的目的是多发现一些可以参考、选用的代替性方案,使自己更加不固执)的态度,一直到30岁时,博学多闻,还要防止“不求甚解”的缺失,才能够立下原则,以收“择善固执”的效果。从“不固”到“固执”,成为个人修养的必经过程。这中间的时间、空间因素,必须仔细把握。因为任何原则,都会因时、因地而变通,以至看起来每一次的表现都不相同。

第二,在职位的安排方面,要带有机动性。有多少人需要哪些职位?成为组织调整的思虑重点。而不是依据工作分析的结果,设置多少职位。职位的产生,是由人的需要设置的,主要作用在于摆平,更要紧的是人心的感受。大家肯用心,工作自然好,这是因人设事的重要原则。居上位的人,公正而不公平,则是实现此项原则的主要依据。真正的公平,不是表面的、形式的、虚假的公平,对中国人而言,非常重要。尽管西方学者热心研究中华文化,对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经济有一定的了解,但是,站在中国式管理的立场,我们可以举出若干明显的误解,现说明如下:有什么正规的网赌软件组织成员,分工分到合理的地步,依“其他”来互相支援,也做到合理的程度。合理就是“不过分”,所以也是一种守“分”的表现。这样的分工协力,必然能够缔造良好的组织力,产生“和”的品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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